這些日記，其起訖時間，幾乎與西南聯大的八年堅守相始終，堪稱一部治校、治學、治生的全景記錄，亦是研治聯大歷史頗具獨特價值的史料。

近讀俞國林先生點校的《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》，忽然想起一副歷史悠久的對聯：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讀罷厚厚兩大本日記，深感這副對聯不僅是這部日記形象、生動的寫照，也是這部日記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經歷形象、生動的寫照。

鄭天挺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，北京大學教授，戰前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。全面抗戰爆發后，他與學校同人困守北平四個月，后北大師生南下，他亦經天津，香港，入梧州，取道貴縣、柳州、桂林、衡陽而抵達長沙。為了繼續學業，他的五個子女則全部留在北平家中。這期間，他先后任教于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歷史系，不久，又擔任了西南聯大總務長兼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職，教學、研究既不輟，并主持繁雜的校務、教務等工作。

鄭先生的這部日記，就從他抵達長沙后的1938年1月1日開始，直到抗戰結束回到北平后的1946年7月14日結束。其中只有1941年5月至12月、1942年7月5日、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、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未見，不知是未記，還是散逸了。這些日記，其起訖時間，幾乎與西南聯大的八年堅守相始終，所記包括大量有關校務的事件和處理措施，以及教學、研究的細節，堪稱一部治校、治學、治生的全景記錄，亦是研治聯大歷史頗具獨特價值的史料。

這是當代中國所經歷的不同尋常的八年。對一個深具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來說，山河破碎，國難當頭，正是他們憂國憂民，報效國家的時候。在鄭先生的日記中，這種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，集中表現在對教學現狀能否承擔抗戰建國重任的憂思中。西南聯大是由中國當時頂尖的三所大學，即北大、清華、南開合并而成，無論師生，都是當時精英中的精英。辦好這所大學，不僅是為抗戰凝聚精神力量，更是為了戰后建國培養、儲備人才。從日記中可以看到，鄭先生是如何身體力行的。他除了每天“入校治事”，去處理那些復雜、繁瑣的日常事務和人際糾紛外，并未放棄教授的職責，不僅按時授課、命題、判卷，更利用晚間空閑讀書和備課，盡可能地貢獻更多的學術成果。不過，學生中的厭學情緒，對政治活動的過分熱衷，以及對學術“無大興趣”，都讓他憂心忡忡，坐不安席，并在日記中多次提及。他當然非常明白，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大學是無法獨善其身，專注于學術的。而另一方面，他也注意到，戰時特殊的環境，以天下為己任的時代氛圍，為這些知識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書齋，融入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創造了條件，從而引起了一代學風的變化，造成了一種剛健樸實的學風。這不能不說是學術建設之福。

日記中記載最多的，還是鄭先生與眾多學人的交往。梅貽琦、蔣夢麟、陳寅恪、馮友蘭、湯用彤、傅斯年、潘光旦、董作賓、陳雪屏、錢穆、姚從吾、葉企孫、賀麟、雷海宗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羅常培、聞一多、梁漱溟，等等，不勝枚舉。今日治近現代學術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者，無不可以從鄭先生的日記中得到線索，得到啟示，或可鉤沉出不少“交游考”，以補正種種史事之不足。尤其是所記與陳寅恪的交往，為還原陳寅恪在西南聯大的生活場景提供了許多鮮活的材料。而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面對他的幫助，尤讓他刻骨銘心。從這些學人的交往中，可見一代學人的心路歷程和知識分子的卓然風貌。

鄭天挺先生是一位歷史學家，他的日記也展現了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嚴謹細致。無論是在長沙、桂林、蒙自、昆明，還是大理，每到一地，他都會詳細記錄當地的風土民情，生活細節，甚至定期記錄雞蛋的價格，為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。實際上，關于物價、薪資、補貼方面的記載，詳實而細密，是研究抗戰期間經濟史的第一手材料。其中關于日機轟炸，教授、學生跑警報的記載，包括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、人物諸要素，亦是研究抗戰史的珍貴素材。這些細節的記述，歷歷在目，生動有趣，讀來深為那一代學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動，并心向往之。